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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解析: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第一案——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案

发布日期:2017-06-20 案件导读:
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案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经典的案例,先后经历了两场行政诉讼,一场国际商事仲裁,且最高人民法院就本案的行政诉讼进行了两场专家论证会,真是案中有案,扑朔迷离,可谓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第一案。
案情简介:
?1988年12月5日,泰国贤成两合公司(以下简称泰国贤成公司)与深圳上海时装公司、深圳市工艺服装工业公司、深圳开隆投资开发公司、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方四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合作开发建筑深圳贤成大厦。双方约定,中方四公司以深圳市一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资,泰国贤成公司以补偿土地使用费1500万元以及承担建房全部资金来出资,双方合作成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贤成公司)。之后,中泰双方又于1990年11月23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大厦于1995年年底竣工。
泰国贤成公司为筹措资金,自1991年11月18日至1992年5月9日,未经中方四公司的同意,也未经深圳贤成公司董事会讨论和作出决定,先后与香港鸿昌国际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鸿昌公司)和王文洪(香港鸿昌公司董事长)签订了五份股权转换文件,约定将泰国贤成公司拥有的深圳贤成大厦物业50%的股权作价1亿1千万元港币,出售给香港鸿昌公司。1991年12月16日,香港鸿昌公司开始向深圳贤成公司投入资金。1992年6月,深圳贤成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确认了香港鸿昌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的地位。
1992年9月、11月、1993年1月,泰国贤成公司擅自以“香港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中银武汉花桥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以支付高达24%和27%的年利为条件,取得了中银武汉花桥支行的3900万元贷款,之后,泰国贤成公司又未经中方四公司和香港鸿昌公司的同意,也未经深圳贤成公司董事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又以深圳贤成公司的名义,与中银武汉花桥支行签订了合同,约定将“香港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所欠的巨额贷款本息,转由深圳贤成公司承担。
1993年1月,泰国贤成公司与农行西安分行签订了借款协议,向或者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之后,泰国贤成公司又未经中方四公司和香港鸿昌公司的同意,也未经深圳贤成公司董事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又以深圳贤成公司的名义,与农行西安分行签订了合同,约定将泰国贤成公司所欠的巨额贷款本息,转由深圳贤成公司承担。
1993年9月20日,因泰国贤成公司与香港鸿昌公司爆发了股权纠纷,深圳贤成大厦停工。
1994年11月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协调会,在政府协调下,11月15日,中方四公司向深圳市工商局提交了深圳贤成公司的注销报告,并于当日与香港鸿昌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中方四公司以原先出资至深圳贤成公司名下的土地来出资,香港鸿昌公司提供资金,共同投资开发“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鸿昌公司)。
1994年11月23日,深圳市工商局将深圳贤成公司予以注销(未经过公司清算程序,且未收到深圳贤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文件)。1994年12月1日,深圳市外资办批准了深圳鸿昌公司的设立。1995年8月1日,深圳市工商局决定成立深圳贤成公司清算组,对深圳贤成公司进行清算。
案件诉讼一(行政诉讼之一):
泰国贤成公司、深圳贤成公司对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外资办作出的注销深圳贤成公司、批准深圳鸿昌公司设立、成立深圳贤成公司清算组的三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外资办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予以撤销。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外资办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专家论证会进行充分论证后,于1998年7月21日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评析一:
1、未经过清算程序和公司申请,行政机关就将公司予以注销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深圳贤成公司是由中外合资建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公司终止的标志是办理公司注销登记,而办理公司注销登记的前置程序是履行公司清算程序。这是因为,只有履行了公司清算程序,才能确认、理清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才能收回债权、履行债务,确定公司财产是否足够偿还债务;才能确定公司有无剩余财产,如何分配剩余财产等。因此,在公司注销登记前,一定要确认公司的清算程序已经完结。倘若公司没有办理清算程序,工商局不应当为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合作企业期满或提前终止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对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可见,清算程序是企业进行注销登记的法定前置程序。《公司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均未明确授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未经清算和申请即可注销企业登记的权力。因此,深圳市工商局注销深圳贤成公司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当予以撤销。
2、中方四公司将已经过户至深圳贤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成立深圳鸿昌公司的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中方四公司已将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注入深圳贤成公司,且已经过有关部门批准,那么,该土地使用权就已经依法变更为深圳贤成公司所有。既然深圳贤成公司尚未办理清算程序,那么,该土地使用权仍然归深圳贤成公司所有,中方四公司以他人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成立深圳鸿昌公司的行为自然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退一步来说,即使深圳贤成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完成了清算和注销,涉案土地使用权也并不当然收归中方四公司所有。因为,深圳贤成公司在存续期间对外尚负有巨额债务,该土地使用权有可能会被债权人要求进行变卖或拍卖已清偿债务,土地使用权能否回到中方四公司名下尚属不确定之事。因此,中方四公司在未经依法取回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又擅自以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与香港鸿昌公司成立深圳鸿昌公司的行为,属于处分第三者民事权利的出资行为,应予纠正。
在本案中,因为行政机关擅自干预民事主体之间的民商事行为,导致最终对簿公堂并最终败诉,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示。
虽然泰国贤成公司存在着出资不实的瑕疵行为,存在着违反合作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行为,但中方四公司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其退出深圳贤成公司,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民事之争,由民事主体依私法自治原则予以解决,解决不成的,可诉至人民法院或依据约定向仲裁机构提出商事仲裁,行政机关不应当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擅自运用公权力干涉其民事之争。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过程中,行政机关若是不改变以前的“官本位”思维,对于正常的民事行为擅自干涉,可能就会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造成行政侵权。在本案中,就是因为行政机关没有认真学习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严格区分民事关系与行政关系,没有充分尊重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导致了行政权利超越于民事权利之上,最终导致了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案件诉讼二(商事仲裁):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作出后,1999年9月22日和23日,中方四公司根据仲裁条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终止中泰双方订立的合作建设贤成大厦的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并解散深圳贤成公司。仲裁庭于2000年7月31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终止中方四公司与泰国贤成公司合作协议,解散深圳贤成公司,并依法清算。
案件评析二: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各方当事人是否已经切实履行了合同义务,各方当事人有无重大违约行为;第二,深圳贤成公司是否已经发生重大亏损,是否已经无力经营;第三,合同规定的合作期限是否已经届满。
一、关于中泰双方的违约行为。
在本案中,中泰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就泰国贤成公司来说,其重大违约行为包括:1、未经中方四公司的同意,也未经深圳贤成公司董事会讨论和作出决定,先后与香港鸿昌公司和王文洪签订了五份股权转换文件,约定将泰国贤成公司拥有的深圳贤成大厦物业50%的股权出售给香港鸿昌公司。2、泰国贤成公司擅自以“香港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中银武汉花桥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在取得了高息贷款后,泰国贤成公司又未经中方四公司的同意,也未经深圳贤成公司董事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就以深圳贤成公司的名义,与中银武汉花桥支行签订了合同,约定将“香港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所欠的巨额贷款本息,转由深圳贤成公司承担。3、泰国贤成公司与农行西安分行签订了借款协议,取得贷款后,泰国贤成公司又未经中方四公司的同意,也未经深圳贤成公司董事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又以深圳贤成公司的名义,与农行西安分行签订了合同,约定将泰国贤成公司所欠的巨额贷款本息,转由深圳贤成公司承担。
上述泰国贤成公司的三个行为,均严重违反了中泰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及深圳贤成公司章程,且其第一项行为更是违反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十条的规定:“中外合作者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部门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因泰国贤成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原深圳贤成大厦地面五层以下的建筑物业被中银武汉花桥支行申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28、29、30层楼房被农行西安分行申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终导致相关楼层被低价拍卖偿债,给深圳贤成公司与中方四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对于中方四公司来说,也存在重大违约行为:1、未经泰国贤成公司同意,也未经深圳贤成公司董事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擅自与合作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签订了“商谈纪要”,额外无偿取得了深圳贤成大厦建筑面积3888平方米的物业。2、未经泰国贤成公司同意,也未经深圳贤成公司董事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擅自与香港鸿昌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由中方四公司将原属于深圳贤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作为中方四公司的出资,与香港鸿昌公司合作另行设立新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公司)。
上述中方四公司的行为,均违反了中泰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及深圳贤成公司章程,且其第二项行为属于“以非自有财产与他方合作经营”,不仅违反了合作合同,也违反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十条的规定。
二、关于合作经营企业是否能够继续运营的问题。
因在深圳贤成公司运营的过程中,中泰双方均存在重大违约行为,且其违约行为互为因果,矛盾日益激化,严重影响了深圳贤成公司的正常运营,深圳贤成公司实际上已经遭受了巨额亏损,处于瘫痪状态,且中泰双方矛盾激烈,无法调和,深圳贤成公司已难以恢复运营。
三、关于合同约定的合作期限是否已经届满。
中泰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约定,深圳贤成公司的经营期限为五年,自补充合同书正式生效的1990年11月19日起算,扣除1994年11月23日至1998年7月23日这三年八个月的中断时间之后,最迟应于1998年12月30日起恢复连续计算,并应于2000年2月6日届满。
综上所述,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法定的企业解散原因和条件已经同时出现或同时具备,应终止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解散深圳贤成公司。因此,仲裁庭作出终止中方四公司与泰国贤成公司合作协议,解散深圳贤成公司,并依法清算的裁决是完全正确的。
案件诉讼三(行政诉讼之二):
商事仲裁裁决结果出来后,中方四公司根据仲裁裁决,向深圳市工商局申请成立清算组,对深圳贤成公司进行清算。深圳市工商局向深圳贤成公司发出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深圳贤成公司向深圳市工商局报送有关清算的书面材料,但深圳贤成公司并未按上述通知执行,而是自行成立了清算委员会。之后,深圳市工商局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第四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以及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决定成立深圳贤成公司清算组。泰国贤成公司、深圳贤成公司对此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泰国贤成公司、深圳贤成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评析三: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清算组的成立是应该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还是《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泰国贤成公司、深圳贤成公司认为,应该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由深圳贤成公司自行成立清算委员会,而深圳市工商局认为,应该适用《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由工商局组织成立清算组。
因案件错综复杂,在本案的审理中,审理法院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就本案组织了专家论证会,就本案的适用法律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认为应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的专家们提出:1、《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由国务院批准公布,应被视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优先特区立法适用。2、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为实现法律的统一性,也应优先适用行政法规。3、后法优于先法,《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发布于《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之后,应优先适用。
认为应适用《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的专家们认为:1、《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并非是行政法规,而是部门规章。(1)、根据《立法法》第五十七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组织起草。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指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而《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并非由国务院组织起草的;(2)、《立法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第七十六条规定,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而《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正是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的,因此,《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是部门规章,而并不是行政法规。2、根据《立法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在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又有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因此,深圳市工商局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的规定,成立深圳贤成公司清算组的行为于法有据。
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专家论证进行充分讨论后,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由深圳市工商局依行政职权组织成立深圳贤成公司清算组。
特别提示:本案如果在现在发生,那么结果完全不同,因为,目前,《公司法》已经废除了行政清算程序。《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对此作出规定,无论是自愿解散、行政解散还是司法解散,其清算组只能有两种形式:公司自行成立和司法机关依申请指定。
结语:
深圳贤成公司清算案历时近十年,期间共经历了两场行政诉讼和一场商事仲裁,真可谓是错综复杂。本案的公正审理不仅有助于在个案中定分止争,而且对于深化商人和行政机关对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制度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可谓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当中的法治里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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